“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一些人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

现代法治国家的原理，是以一元化的法律体系来支撑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使得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通过统一的法律规则而运转自如、协调相洽。新京报：法律的本身不完备，可以依靠司法来调节吗？怎样来理解你提到的制度不配套？ 季卫东：法律本身有不完备的地方，在实际运行时不得不根据现实做调整，但调整又会造成法院裁量权过大，可能导致法官上下其手、助长司法腐败。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影响实际上有点类似一事一立法，于是在舆论作用下法律就会产生出很多地方版本、个人版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碰到每个具体案件都来立法，那么法律体系就会缺乏连贯性、统一性，就审判标准不断进行讨价还价的状态显然是不经济的、缺乏效率的，也不一定能实现公正。在此基础上，司法不仅要独立于其它机关的干预，也要独立于舆论——舆论所掌握的信息不是完整的，常常受情绪左右，如果根据舆论做司法判断很危险。当然，有些部分具有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侧面，但是要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必然要让人们都能理解、拥护，于是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必然要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沟通的话语。即使律师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至于变得太坏，律师共同体和民众评价等对律师的信誉度、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断提出来。

新京报：许多当事人将希望寄予舆论的关注。在法律的教育和考试中贯彻人文精神、职业道德，意味着，如果开放的、竞争的法律服务市场和超然的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两方面都具备的话，律师的职业素质就会提高。因此，不能笼统说，这个国家有宪法并依宪治国就是一个宪政国家。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团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他们所肩负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较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团体和国家公民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享有更少的权利和权力。十、党大还是法大即党与法的关系。因此，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相对的。为了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后结果上的公正，《决定》明确指出：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

儒家的礼治也是一种规则治理，汉朝以后，作为我国主导的统治思想的儒家和封建统治者，更不轻视法治，只不过是儒表法里而已。其实，辩论、说理的办法就是争论。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又明确指出：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依法治国的活动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一方面是为着巩固和完善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服务，又与国体、政体一起，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再说，对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润额度何止300%呀。从一定意义上讲，宪政，已经是资产阶级建立和治理国家的特定的专用和专有名词。

人人负起责来，负什么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只是因为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要素中还必须保留资本，我们也需要且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调动资本的积极性。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经常自我炫耀的其司法制度的最大特点。三、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的关系 《决定》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那么，什么叫国体，什么叫政体？1954年，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范文澜问：主席，您总讲国体、政体，我对此还不甚明白。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大法官的产生，就连形式上的选举这一程序也被完全免除，美国甚至赋予这些大法官以宪法解释权即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这一最高最终的裁决职能。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应当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对于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处理。人的生理特征是有遗传性的，但善恶观念并不会遗传。

西方国家几年一次的议会和总统的选举，不就是要发挥其中的人治的作用吗？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并没有为全盘私有化和资本的永久统治提供任何理由，反而印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必然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正确，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牢固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用哲学中形式与内容这一对基本范畴把十分抽象的国体与政体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也可以叫做改造人或治人。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影子甚至是根源。一些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宪政则仅仅是依宪治国，而且其中还不包括除宪法之外的其他各项法律，这一提法的本身甚至连依法治国的全部内涵都没有包括，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提法来代替内涵十分丰富厚重的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提法呢？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有人所讲的宪政并不是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治国，它的本质是不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实质上是要抛弃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中的最为根本和本质的东西，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习近平同志在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对我国法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道路不是没有争议，而是噪音还不小。各种治其中包括各种法制或法治都是以人为主体和依据什么原则、规则治理的问题。

人的本质是当时社会关系的总和。腐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

这样下去，党和政权就会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人民，人民最终就会作出其他选择。现在，有的文件在讲制度时，仅讲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而不讲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是很不准确、很不全面的，是把第一位重要和本质的东西忽视了。

去年（笔者注：1961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也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依法治国要求全体公民弘扬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德主刑辅则是我国一种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

法与法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毛泽东的看法极富远见，他似乎在五十多年前就预见到我们今天的更为繁重的任务。

因此，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事关法治建设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事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能否成功。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而人民民主专政，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统治和人民的民主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恰当处理。违犯党内法规的，则由具有不同检查和处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

但讨论社会主义宪政的人还有不少。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完全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依法治国战略中的运用。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人民范畴之外的精英集团。违犯党内法规的，党员应承担警告至开除党籍的纪律处分，党组织应承担改组或解散等纪律处分。

二是在阶级和有阶级社会里，人与法和人治与法治，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抽象的人与人治和抽象的法与法治。在这一根本制度之下，有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及体制等。

正因如此，《决定》提出的是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一方面完全排除一些人关于设立与人大常委会并列的新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等来监督宪法实施与解释的设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框架内积极探讨完善和健全新的办法和方法。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之所以能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党依法执政的根本要求，即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